一代孕，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，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，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，属于人工技术的一种。1986年，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。10年后，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。“中国试管婴儿之母”、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。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，成功了5例。 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，卵巢仍能排卵，但胎儿发育的土壤——子宫有问题，需要借别人的子宫。代孕技术出现以后，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，一时间，纷纷开展这项业务。但争议也随之而来，很多人认为，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，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。 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，纷纷转入地下。 二人们尚未意识到，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。2009年，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、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《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》称，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.5%至15%，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。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，呈年轻化趋势。 三第一种是职业女性，这是最常见的类型。“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，年龄大多在30多岁。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，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，子宫也出现问题；有的则是年龄大了，卵巢功能不好，甚至出现早衰现象。”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，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，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、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、社会造成的压力，不乏有人痛哭流涕。“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，20岁不生，30岁也不生，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生不了了。”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。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，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。“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，也有六七十岁的，孩子出意外后，工作也不做了，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。”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（2013）》，2012年，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，每年新增7.6万个失独家庭。当年，人口学家预计，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。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，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，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。吕进峰保守估计，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。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报道指出，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，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。狂飙的还有价格。2004年，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，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，“她就已经开心了。”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，又从8万涨到10万、12万乃至18万，如今已高达20万，翻了四番。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，蠢蠢欲动。“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，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。”吕进峰说。 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，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。“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，夫妻店、兄弟店，找个地方就做。”吕进峰手下的员工张浩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。“做一单业务，利润在30%-60%之间。”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，她发现，“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”“一单业务，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。” 四陈芳从代孕机构那里如愿得到了20多万元的酬劳。按照协议，孩子生出来如果超过7斤2两，代孕母亲将获得额外奖励，每超出1两，客户多支付其500元。陈芳为此多拿了2500元的红包。很多从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，大多是生活所迫，而生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入，往往是他们最为看重的。”刘长秋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 在中国，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系于一纸合法性基础不足的协议上。当然，协议对某些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些规定，例如：甲方在孕期3个月至5个月前发生意外流产或经大型三甲医院鉴定必须流产，如因需求方原因，甲方的身体伤害治疗费用由需求方承担，另外需要支付15%总代孕佣金+5000元赔偿金；如果甲方在协议期限内死亡，经公安部门鉴定为需求方责任，则需求方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外，赔偿甲方家属10万元整。“需求方”是吕进峰的公司，甲方是代孕母亲。“有时候家属闹一闹，我们赔得就多一些，这也没有办法。”吕进峰说。
2007年之后国内私人代孕产业发展迅猛，这才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并开始严厉打击。吕进峰也没逃过去，“有三个代妈被拖走强制堕胎，两个双胞胎、一个单胎，赔了好几百万。”
今年春节刚过，国内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讨论又成为热门话题。多年以来，每当有关于代孕法规制定的动态，吕进峰都格外关注。历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讨论，甚至让他所处的整个代孕行业都很紧张。
2015年底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修订表决期间，吕进峰可谓坐立难安。当时草案打算将“代孕条款”写进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，并在第35条规定：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，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。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。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。“如果禁止代孕被写进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，那就意味着，地下代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，而是违法行为，有法律依据了。”吕进峰密切地关注着。结果到了最后一天，表决稿删除了“禁止代孕”的条款。
在吕进峰看来，“从国内目前的情况（包括不孕不育现状）来说，国家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打击力度，现在（监管）就是真空期了，是默许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又有些惶恐，一旦代孕合法化，肯定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个行业，医疗机构本身也会去开展业务，到时候竞争力可能就保不住了。
面对目前的局面，吕进峰迫切地需要巩固自己代孕王国的地位。几年前，他就有建设医疗基地的想法，但当时遭遇了骗子，赔了不少钱，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。从2016年年初开始，他频繁地奔波于北京、上海等地之间，筹划并建设了新的基地。现在，每一位客户在签约前，都被邀请到基地来参观，吕进峰通过这种方式创建客户对他的信心。
“目前，我基本上可以无视其他对手。就像手机厂商有成千上万，但大头利润还不是被苹果拿去了？”吕进峰有自己的雄心，他想象着代孕合法化之后，“租一座大楼，就叫AA69大厦”。
“你看，我们的沙发都是私人定制的，我就喜欢高大上。”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办公室里，吕进峰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，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，双手肆意地搭在沙发扶手上，仿佛是这个地下王国的统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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