质疑随之而来：HIV 防治手段多样、修改基因位点的作用有限且副作用未知、实验毫无必要且徒增风险，更不用提巨大的伦理问题。
26 日晚间，相关机构陆续回应。负责审核的医院伦理委员会称签名造假，医院、学校、联系受试者的志愿机构均称不知情，其它监管部门发声批评、并称将展开调查，学界则有超百位科学家发出联合公开信，表示反对和谴责。
对此，贺建奎团队于 26 日晚表示，项目数据将在周三的会议上公开。
根据会议议程，贺建奎将在 28 日“人类胚胎编辑”的环节作报告，并出席 29 日下午的讨论会。今天的会议主题包括基因、基因组和遗传变异；人类基因编辑引起的社会及伦理问题；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科学；政府对人类基因组编辑的行为和建议。
对此，Jennifer Doudna 重点放在了补充提问，也就是 CRISPR 技术精确性的进展上。她指出随着近几年方法的不断优化，剪切酶的精度不断提高；导致剪切”脱靶“的机理也越来越为人所知；其它相关研究亦有所进展；最后强调了关于”脱靶“的分析方法需要标准化，以作为治疗的评价指标。
张锋则补充了基因疗法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修复基因疾病的缺陷，一种是利用遗传学方法治疗常见疾病，比如“CCR5 基因缺陷降低了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，但它会增加西尼罗病毒和流感的感染风险； PCSK9 减少胆固醇，但可能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”。为了避免“意想不到的后果”，实际的治疗策略需要三思。
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官网的声明中，Doudna 称“如果报道属实，这项工作打破了全球科学界使用 CRISPR-Cas9 编辑人类生殖细胞时审慎和透明的惯例”，她提出公众需要考虑三点：临床报告未经同行评议、也未在科研期刊发表；因此基因编辑的精确度也无法评估；今天的新闻令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作出使用限制显得更加紧迫，按照美国科学院的提倡，只有在医疗需求明确存在、没有其它可行医疗手段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胚胎基因编辑。
而在张锋的声明中，他同样提到了西尼罗病毒的例子，认为在已有 HIV 成熟阻断方法的前提下，编辑胚胎风险大于收益，因此他建议暂停胚胎编辑的研究。他也批评了该实验透明度的缺乏，认为需经过患者、医生、科学家和社会成员的公开讨论后再实行，而相关的共识在 2015 年举办的第一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就已经达成。关于这项研究，他希望本届峰会能实现更深入的对话，为全球社会在基因编辑中获益提供指导。
会上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、伦理学专家邱仁宗也针对这项研究提出了三点回应：
而昨日的风波也令组委会在会前发表声明，称关于遗传基因组编辑临床试验的标准，此前有许多讨论及指导意见，目前贺建奎的研究是否符合这些意见现在并不确定。希望峰会上的交流能进一步推动世界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的理解。
题图来自 genetic literacy proje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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